衣食住行，“衣”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也充分说明穿衣的重要。人类的老祖宗，很早就懂得先用棉花纺成棉纱，再织布，然后制衣。从上海青浦崧泽遗址距今约有6千年的马家浜文化里就可以发现“纺织”的影子。而“松江之布，衣被天下”，更是令上海的纺织品享誉全球。包括松江在内的上海地区，历来为我国植棉、纺纱和织布的重要基地，上海近代工业也是由纺织业兴起并兴旺。因此纺织业被亲切地称为上海的“母亲工业”。20世纪90年代，要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且根据上海城市功能定位，现代国际大都市不适宜安排劳动密集型企业。所以作为传统产业的纺织业，不可避免将面临产业结构大调整。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让后人知道上海纺织曾经如此辉煌，上海纺织局（今纺织控股集团）当年克服了重重困难，毅然拨出巨款，大手笔地在国棉二十二厂原址上建造起“上海纺织博物馆”。　　

　　国棉二十二厂前世

　　位于澳门路150号的上海纺织博物馆，户外展示面积1500平方米；室内展示面积4480平方米，通过实物、资料、场景、图文、模型和多媒体等，比较完整地向市民们展现了上海纺织6千多年来的产业历史和文化。

　　现在，纺织博物馆作为全国纺织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工业旅游教育基地、申九“二二斗争”革命纪念地，经常会有不少观众前来参观学习。当人们站在安静、整洁、宽敞的博物馆里，望着琳琅满目、富有历史沧桑感的展品时，肯定已经很难想象国棉二十二厂本来的模样。

　　是啊，如果不细究的话，国棉二十二厂仅仅是上海纺织系统几百家所属企业之一，普通平常。但若有谁心血来潮追溯国棉二十二厂的历史，那可不得了，其前身是“棉纱大王”荣氏家族申新系列中的申新九厂（简称申九），民国时期全国华商纺织厂中拥有纱锭最多的厂家。如果再追溯申新九厂的历史，那就更了不得，其前身为上海机器织布局（又称洋布局），于1888年建造，1890年开工生产，时有纱锭35000枚、布机350台。厂址位于杨树浦路87号，中国机器纺织工业发轫于此。1893年毁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1894年，盛宣怀集资在洋布局原址上办起“华盛纺织总局”，时有纱锭65000枚、布机600台。1899年，盛宣怀将华盛据为私有，改名“集成”。大约在1910年，又改名“又新”。辛亥革命时恐被查抄，聘英国人为总经理，并向香港方面注册，悬挂英商牌号。1913年，再改名为“三新纱厂”。三新纱厂全国闻名遐迩，且规模之大，无出其右，时有纱锭69000枚、布机1000台。那年月上海英商电车公司从十六铺铺设电车路轨到三新纱厂，9路有轨电车就以“杨树浦三新纱厂”为终点站站名。

　　盛宣怀去世后，其后代无意经营实业，遂将三新纱厂以80万两银子抵押给汇丰银行。但汇丰银行既不熟悉纱厂业务，又无法管理一帮工人，所以只得仍旧租与盛家经营。后来美商大来公司为扩展业务，拟在沪上建造船坞，一眼看中濒临黄浦江的三新纱厂240亩地皮。于是大来公司请出美商中国营业公司出面中介。中国营业公司当时在上海属于规模较大的房地产商，沪西不少高档住宅和别墅均由其开发。中国营业公司接下这笔生意，用120万两银子将三新从汇丰银行赎出，拟以每亩3万两转售给大来。因为中国营业公司最终目的在于炒地皮，只要卖掉地皮，就能发一笔大财，故愿将地皮上的设备和厂房三钿不作二钿廉价出售。但不开纱厂的老板不可能来购买三新的纺织设备。结果兜来兜去，被申新老板荣家老大荣宗敬拾了一只皮夹子，以40万两购得三新纱厂的全部设备和厂房。不过附带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在3年之内全部迁走。

　　1931年4月8日，申九正式开工生产，所产棉纱深受消费者欢迎。2年后，荣宗敬按照原定计划，在澳门路150号动工另建新厂。新厂占地60亩，为3层钢筋混凝土结构。1934秋竣工，9月开工。申九在棉纱大王荣宗敬的“多1支纱锭就等于多1支枪”的经营理念指导下，规模连年扩充，纱锭最多时曾经达到14万枚。

　　申九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申九工人历来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曾经搞出过一场很大的动静。那是在1947年年底，中纺公司和棉纺业同业公会决定年终奖根据上年标准打八折、分两期发放，且根本不按当月生活费指数计算，引起各纱厂工人的强烈不满。中共地下党认为这是国民党当局与官僚资本相勾结，剥夺和压榨工人血汗钱。为保护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制定了“年终奖不打折扣，按当月生活费指数发放”行动纲领。并经过仔细研究，准备由民营纱厂中规模最大的申新九厂挑头，带领全行业开展斗争。1948年1月30日，申九全厂7000多名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罢工，并向资方提出如期发放配给物资、年终奖按当月生活费指数发给等7项要求。最后表示若不答应，决不复工。

　　无巧不成书。在申九工人举行罢工的前后脚，1月29日爆发同济大学学潮；1月31日又爆发舞女捣毁社会局舞潮。再加上申九工潮，一下子形成了“学潮、工潮、舞潮”三潮并发的局面，将年关时“反饥饿求生存”斗争推向新的高度。实际上除了工潮，其他两潮尽管不是党组织有计划的统一步骤，但都是国民党当局推行反动政策的结果，因而引起敌人极大恐慌，以为共产党要总暴动了，如临大敌，竟然决定对申九工人的罢工实施武力镇压。

　　党组织从报上得知敌人镇压学潮、舞潮的消息后，预感到申九罢工也有遭到敌人更残酷镇压的可能，审时度势，决定通知申九立即结束罢工。但由于联系中断，党的指示当天没有及时传达到申九厂内，而申九的工人们据守在厂内，既不了解厂外形势，也不清楚上级已经决定停止行动的指示，仍然坚持罢工。同时，还期盼着兄弟厂工人罢工的呼应。

　　2月2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千余名武装军警，以及装甲车和飞行堡垒，包围了申九，对坚持罢工的数千名工人实行血腥镇压。申九工人奋起自卫，以三楼屋顶为据点，用砖头、铁棍、碗片、桌凳砸向军警，展开殊死抵抗。搏斗中，死3名女工，重伤住院40余人，轻伤100余人，被捕236人，其中26人后来被判徒刑，365人被资方开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申九惨案”。　　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激起了全市工人与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和对申九工人广泛的同情。各基层工会纷纷开展募捐，慰问被捕、受伤的工人和遇难者家属，悼念死难工人等后援活动。2月18日，上海各业工会“申九事件善后援助会”举行秘密集会。会上由申九女工代表控诉国民党军警的暴行；同济大学学生代表报告“一二·九血案”真相；毛纺业工人代表汇报在反饥饿斗争中工人被捕、被开除的情况。一连串的事实真相，激起大家同仇敌忾。与会人员为死难工人默哀、唱挽歌，并当场成立了“申九后援会”，一致通过《申九事件后援会告上海各界宣言书》，商定于2月22日动员全市工人统一佩戴2寸2分宽的黑纱，以表示对申九“二二斗争”死难工友的哀悼。

　　公私合营申九换新颜

　　在解放上海的战争期间，纺织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护厂斗争，使得上海棉纺工业免遭严重破坏。据1949年5月30日《解放日报》报道：“此次解放淞沪战争中赖各厂职工护厂队英勇护厂，无丝毫损失，沪西区解放迅速，该地区申九等厂，在解放前后工作未曾间断。”1950年5月，上海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成立，统一管理在沪的申新各厂，年方33岁的荣毅仁出任总经理。1954年4月，申新86户股东开会决定由总经理荣毅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

　　自195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已在思考如何在全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并率先为此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深入到一些重要地区实地考察。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了刚刚完成公私合营的申新九厂。他向荣毅仁询问了工厂在公私合营后的情况。每到一处，毛泽东都看得很仔细，且不时地向工人们询问生产情况。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对干部群众说道：苏联取得政权后，一个命令便把资本家的财产收为国有，但中国不硬性地将苏联那一套搬过来，而是根据我国的情况，采取逐步改造的办法。毛泽东中参观中还提出：工厂公私合营以后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要把工厂管理好。要对代理人多做工作，让他们认识到做社会主义的经理是光荣的。过去是为资本家办事，现在是为工人阶级办事。

　　申新九厂是毛泽东一生中视察过的唯一一家公私合营企业。从此以后，申新九厂走上了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五卅运动的导火索

　　沿着澳门路北侧朝西走，越过昌化路，来到300号门前，一幢两层建筑，沿马路上街沿横放1块大理石碑，镌刻6个大字：“顾正红纪念馆”。石碑后是一个小型广场，矗立着顾正红双拳紧握、昂然挺立的塑像。纪念馆东侧有条小径，两旁松柏常青，冬青常绿，进去约20米，是“顾正红烈士殉难处”。

　　顾正红是日商内外棉七厂（解放后并入国棉二厂）的工人。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创建于1887年，是紧随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军事侵略和资本输出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六大棉纱垄断财团之一。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第六款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凭借着《马关条约》中规

　　定的特权，内外棉株式会社财团创始人秋马新三郎派遣川村利兵卫来到中国，在沪西苏州河沿岸地区建造纺织厂，利用我国丰富的棉花资源以及廉价的劳动力，经济上大肆剥削和掠夺中国人民。从1910年在上海始建内外棉第三厂起（内外棉第一和第二厂建在日本国内），至1932年，20余年间就在我国开设了9家纺织厂。1925年，上海的内外棉纺织厂已拥有资金1050万日元，纱锭29万多枚，纺机1.6万台，工人1.7万多人，成为外资在上海设厂的最大纺织财团。而顾正红所在的内外棉七厂于1918年10月开工生产，主要设备有普通织布机634台，自动织布机256台。

　　1925年2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抗日本领班任意打骂童工、日本大班成批开除男工，举行了日商纱厂同盟大罢工。数万工人有组织地坚持罢工斗争，迫使日本资本家同罢工工人谈判，并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部分条件。

　　“二月罢工”取得了胜利。工人们通过斗争实践，锻炼了队伍；提高了觉悟，显示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巨大政治力量，使得一批人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七厂盘头工顾正红就是其中一员。“二月罢工”后，顾正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顾正红更加积极地发动和组织工人们起来同日本资本家开展斗争。5月15日，顾正红遵照工会的决定，在带领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关厂压迫工人的时候，遭到日本大班川村枪杀而英勇牺牲。

　　小鬼子枪杀了顾正红，还打伤十余名工人，激起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义愤和反抗。5月30日，上海学生和工人3000多人，共同上街进行反帝大示威。面对广大民众的激愤，嗜杀成性的英国巡捕竟然丧心病狂地对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放排枪，死伤无数学生和工人。

　　西方殖民者的屠杀并没有吓到中国人民，而是进一步唤醒了广大民众，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由此爆发。5月30日晚，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学生总罢课、商人总罢市的“三罢”斗争，以全市人民反帝运动的总联合斗争来抗议帝国主义的大屠杀。该决定迅速得到各界的积极响应，内外棉各家纱厂的工人同全上海的工人一起投入了这一伟大的反帝斗争行列。

　　2008年5月30日，为了纪念顾正红烈士、纪念五卅运动，顾正红纪念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出，现为上海市级和普陀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华书局印刷厂迁址澳门路

　　由于澳门路上纺织的名气太响、气场太大，结果有意无意将中华印刷厂给“盖住了”。不少人并不晓得澳门路上还存在这么一家企业。实际上中华书局在上海滩出版印刷界里还是好算算的（老大是商务印刷馆）。

　　1911年的辛亥革命，尽管没有让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转变，却给思想文化领域注入了勃勃生机，令教育、文化、出版界出现了一派新的气象。当年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的陆费逵料定革命后的教科书必将有大动作，于是同戴克敦、陈协恭等人一起筹集资金，同时暗中加紧编写新版教科书，并于1912年元旦，在四马路（今福州路）惠福里租了3间房子，创办了“中华书局”。

　　陆费逵，陆费为姓，名逵，字伯鸿，浙江桐乡人，早年曾参加过“日知会”的一些革命活动，具有“教育救国”理念。1905年，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任《教育杂志》主编等职。中华书局创办后，陆费逵担任局长、总经理，并兼任编辑所所长等职务，前后共30年。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香港九龙寓所患脑溢血去世，终年55岁。

　　中华书局甫成立，没有自己的印刷所。到1912年秋冬之间，才在福州路办了个小印刷所，只安装了6台印刷机。翌年，中华书局总部搬到东大名路后，进一步扩充了编辑所和印刷所，各种印刷机已增至15台，但承印能力仍有限，编辑的图书、杂志大多数还得交“文明书局”印刷厂等协助排印。1916年，中华书局在静安寺路哈同路口（今南京西路铜仁路）租下40余亩地皮，建造总厂。总厂建有5幢楼房、4幢平房，除了一小部分楼房为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使用以及堆放书籍、纸张外，其余大部分都归印刷所使用。印刷所第一任所长俞复，江苏无锡人，清末举人，曾做过无锡县知事。静安寺路总厂落成之后，中华书局收购了杭县“聚珍仿宋印刷局（聚珍仿宋是一种铅字字体的名称，其字体古雅，享有专利）”。这时的中华书局已跃升为国内第二大书局，而其印刷所也初具规

　　模，有各类印刷机百余台，其中包括全张橡皮机。1935年，静安寺路老厂租地合同到期，中华书局在澳门路477号建成规模更大的新厂，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随之搬入。新厂共有5幢4层大楼，其中3幢为印刷车间，1幢做仓库，1幢是办公楼。到抗战前夕，中华书局印刷所已有近千名职工，印刷门类除装订一环之外都已齐全。所里各类印刷机达300多台，主要印刷设备有：铅印轮转机、全张机、四开高速飞达机；彩印全张胶印机、铅皮机；凹印小电机100台、大电机1台；排印各种中外文，字体齐全。印刷所不仅能够印刷各类图书、杂志，还可承印国内外各项债券、证券、钞票、商标及工商界大宗印件，印刷质量精良，彩印业务也已跃居全国第一。

　　淞沪抗战上海沦陷，为了保存民族资产，澳门路总厂挂出“美商永宁公司”牌子，并请美国人沃特生担任经理，原中华书局印刷所副所长沈鲁玉做其副手。印刷所基本业务仍以印刷中华书局的书籍为主，同时也承印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小面值纸币。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澳门路印刷所也跟随美商永宁公司一道被小鬼子查封，并被强行掠去大量机器、纸张、书籍等，其中仅卷筒纸一项就被夺走2000筒。不久，由伪“华中印刷公司”军管。1943年4月，几经交涉，中华书局终于从小鬼子手里要回了千疮百孔的永宁公司，改名为“中华书局永宁印刷厂”，惨淡经营了两年。抗战胜利后，国统区通货膨胀，永宁厂几乎日夜加班印钞票，印钞业务占到中华书局印刷业务的60%以上。上海解放后，中华书局永宁印刷厂马上更名为“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20世纪50年代初，印刷厂和中华书局脱钩，归属上海出版局。1966年，改名为“上海中华印刷厂”。

　　笔者听复旦著名历史地理学教授邹逸麟聊天，谈到中华印刷厂。据邹教授讲：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晚年时为了便于他老人家阅读，所以印的开本都比较大，称为“大字本”。而大字本就是在澳门路中华印刷厂印制的。因为该印刷厂虽然机器比北京的印刷厂老式，但工人技术水平高，所以承担了为毛泽东印制大字本的光荣、艰巨任务，且最后印出来书本非常漂亮。由于中华印刷厂的“上海师傅”技术好，全国数一数二，因此待遇也不错。

　　澳门路今貌

　　澳门路东起西苏州路，西至常德路，不长，大约1公里多一点，由公共租界工部局辟筑于1900年。一次大战后，沿着澳门路兴建了许多工厂，但最出名的就数申新九厂了。如今申新九厂原址上除了建起纺织博物馆之外，还有住宅小区、家具城和饭店。而国棉二厂的原址上除了建起顾正红纪念馆之外，也建有住宅小区。纪念馆斜对面是“江南丝绸馆”，门可罗雀。我本想进去打探一下，却不料被告知不对外。

　　过了江宁路，来到中华印刷厂原址。临街的4层大楼已改做公寓式酒店和饮食店。其余的几幢大楼都变成文化创意园区，为小白领的办公室了。据底楼快递点正忙碌的小哥讲，这儿唯一能找到中华印刷厂原有办事人员的就是该厂的退管会了。

　　快要走到西康路时，马路北面的门牌号是660弄，该小区据说是保留下来的日式住宅。可能是当年供那些在内外棉株式会社工作的日本籍职员以及家属居住的。西康路南北向，此路不通。难道澳门路到西康路断头了？我心生疑惑，澳门路按理应该要到常德路为止。不死心，继续往前走。走到西康路南北这么一瞧，发现澳门路在西康路向北拐了个几乎90度的弯，再向前延伸了约1百多米，才到常德路。呵呵，没料想澳门路竟然还蕴含“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意。

　　（来源：劳动报）